請勿抹黑那30年

作者﹕胡新民

出處﹕四月網,2013-08-05

新中國前30年歷史的主題和主線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著手建設一個新社會和新國家。黨在這個時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不少公知往往只喜歡津津樂道這段歷史中的消極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滿一片黑暗,而對當時舉國上下 熱氣騰騰地建設新社會和新國家那些激動人心的往事卻抱著奇怪的冷漠態度,還把一些道聽途說乃至任意編造的“故事”當作信史,加以渲染。它留給人一種印像: 共產黨在這段時期內沒有做什麼好事,那些聽黨的話的、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兵學商也就沒有幹什麼好事了。這種誤導積以時日盡管有可能造成“謊言重復百次變真理”,但最終大多數中國人肯定是會消受不起的。

盡管黨中央在這個問題上一再強調前30年和後30年是一脈相承的,但公知們知道,只有先否定前30年,才有可能把後30年以後的路引到“為國家好” 的路上去。於是,緊鑼密鼓的輿論就一波接著一波造起來了。 2013 年5月,三聯書店出版了吳敬璉、馬國川的著作:《重啟改革議程》。書中有這麼一段話:“在改革開放前30年中,中國擁有一個較之當下更強勢的政府 和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麼中國人得到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苦難,經歷了一次大飢荒就奪去了成千上萬人生命的人間慘劇?”

真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不過,我們也要感謝吳敬璉這樣的人,因為他算是“完成”了他的恩師顧准的遺願,把顧准的次子高粱(顧南九)“培養”成了一個講事實懂道理,而且特別有良知的學者。
高梁顯然更理解自己的父親愛國愛人民的情懷,說出的話往往使他的導師吳敬璉聽到後“心裡不大好受”。高粱說:“毛澤東提倡學雷鋒。現在提倡MBO, 貪污腐敗盛行,這是誰的賬?我說改革開放摧毀了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行不行?對歷史謙虛點,不要動不動什麼壞事都怪毛澤東。他是國家的領袖,這個國家是他締造的,締造容易嗎?沒有毛澤東的恩德,有中國的今天嗎?”

高粱之所以敢於理直氣壯地為毛澤東時代正名,無非就是他尊重新中國的前三十年真正的歷史。現在我們就不妨從宏觀微觀,從國內外的資料中看看那個年代到底是不是“無窮無盡的苦難”。

蔣介石“光榮撤退”到台灣,把國庫的財產基本上都搬走了。著名中國近代史權威,美籍華人徐中約(該權威也被中國的公知們認可的)認為:“1949 年,中共政府接收了一副經濟爛攤子。”“到1952年,中國的工農業生產不僅達到了戰前的最高點,而且超過了1949年產量的77.5%。”他還說:“西 方的研究一般都同意,五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非常巨大,但六十年代則不那麼大。一位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估計,中 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從1952年的人民幣 738億元增長到了1959年的人民幣1,234億元,增長了70%,相比之下,1959年到1970年(人民幣1,714億元)間只增長了30%。如果 把1952年到1970年看作一個時段的話,其間的年增長率為4%到4.5%,這是相當不錯的了,但卻並不驚人。”(見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美國漢學泰斗費正清認為:“然而,盡管有這些以及其他許多問題,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經歷還是有了 了不起的成就的。例如,中國的經濟就比印度的經濟出色 得多。從1952 到1976 年,中國經濟的增長平均每年6 %或7 % ,按人口平均計算是印度增長率的二倍或三倍,盡管印度還接受了130 億美元的外援和貸款,而中國接受的蘇聯貸款不足10 億美元,同時還拿出大約70 億美元去援助其他國家。”(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

在國際上頗有影響力的《劍橋中華 人民共和國史》,在第三篇《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果》第六章的“結論”一節中有這樣的論述:“顯然,認 為整個文化大革命時期根本沒有任何經濟發展戰略的說法是錯誤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政治干擾和取消物質刺激的嘗試,看起來並未減緩增長。但事實上,現 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長情況的數據,使許多分析家大吃一驚的是,在此期間,除政治動亂達到最高峰的1967、1968兩年外,發展仍然相當迅速。”

上述數據雖然各有差別,但顯示新中國的經濟是一直發展向上的。比起舊中國起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然,前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與後三十年相比,在速度上 還是差距不小。由於物資供給不足而實行的票證制,雖然原因之一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側重點不同(比如為了國家安全的國防工業投入很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 了經濟發展的速度還是不夠快的,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執政黨還有嚴重的失誤。不管怎樣,那個年代也不可能因此帶給了中國人“無窮無盡的苦難”。關 於最困難的那三年,鄧小平說得很客觀,他在1979年11月接見外賓時說:“你們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來,可以看到中國的社會風 尚是非常好的。在艱難的時候,人們都很守紀律,照顧大局,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當中,放在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當中,自覺地同國家一道來渡過困難。一九五 九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就是這樣渡過的。”吳敬璉的那種“苦難”之說,筆者只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書告中看到過。例如:“我們想念到 大陸同胞無時無地不 在遭受天災人禍,過著牛馬不如的奴隸生活的慘境!”“勝利光輝已在掌握,只要再一次台海戰爭與大陸革命緊密結合,就是匪偽傀儡整個滅絕的最後時辰。”(見 蔣介石:《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想不到1959年蔣介石的“英明判斷”,在50多年後又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書籍中得到了呼應,久違 了!

中國的吳敬璉們往往認為中國官方的數據是假造的,但是又拿不出新東西。既然如此,中國官方的的數據不妨作為參考,以便與國際數據相參照。

“黨在這29年的探索盡管經歷失誤和曲折,但從總體上說,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1952年至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 8.2%。國內生產總值,按照不變價格計算,1952年為679億元,1976年增加到2943.7億元。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 元增加到1976 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這些指標在今天看來並不算高,但可以說明,在29年中,我國的經濟實力得到了顯著增強,人民生活得 到了明顯改善。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但仍然取得進展,黨沒有被摧毀而且還能維持統一,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 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

這難道就是新中國給中國人帶來的“無窮無盡的苦難”嗎?現在有些人最喜歡拿來說事的就是“餓死人”。三年困難時期是有人餓死,中共 執政也有失誤。但反復炒作缺乏依據的幾千萬,凸顯的無非是一種“政治數字”,而不是嚴肅的學術數字。似乎不承認幾千萬就是不還原歷史真相。筆者想起了台灣 的228事件,死 人數字有的說幾千,有的說幾萬,最後炒作到高雄就死了30萬。但當時高雄總人口只有15萬。(見《還原二二八》巴札 赫出版社 台北 2005)這也很像解體後的蘇聯,在“談到波羅的海三國死在斯大林時期政治迫害人數,所謂的官方史學家將該數字肆意誇大到荒謬可笑的地步,反而招人討 厭。”(見俄羅斯《新消息報》2012年12月12日)因此,反復炒作幾千萬的問題,實在沒有多大的意義。說句直接點的話,相信的就去信,不相信的還是不 相信;不管信不信,但那三十年的成就使世界各國對新中國刮目相看,至今還在繼續造福於中國人民,卻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事實。

現在喜歡炒作“餓死人”話題的並不是當年挨餓嚴重,有人餓死的農民們,也就是當年的人民公社社員們。關於農民的看法,下面這則報道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毛主席是窮苦百姓的大恩人,他解放了我們,我們有今天,一切都來源於毛主席,毛主席是現在好日子的開頭和延續。’賀清珍舉例 說,在上個世紀5、 60年代,雖然大家經歷了3年自然災害,每天缺食少穿,但我們不怪毛主席,因為國家那個時候要還外債,我們理解。而大家每天做事精神十足,業余時間還要載 歌載舞,因為那個時候有信仰。”(見鳳凰網2012年7月5日報道)

而我們當年的知識分子(包括公知—下同)是過著什麼生活呢?

“從1956年12月18日以後,國家機關十級以上干部又經過了三次下降,到了1960年,國家機關行政一級 (即國家主席、委員長、總理) 已降至404元,而大學教授卻沒有降低,如按此時的工資對應,一級教授的工資就已超過政府的部長和省長了。”

“在整個20世紀,大學教授與政府官員的經濟待遇的對應關系,我們就理出了這樣一條線:

北洋政府時期:教授薪俸相當於中央政府部門的科長。

南京政府時期:教授薪俸相當於一等縣長、省政府秘書科長,省轄市政府局長等。

抗戰期間:薪俸仍如前,但教授不能享受政府官員的特別辦公費,因而教授的生活水准大大地降低。

解放後:教授工資相當於中央副部長級。

60年代以後:教授工資相當於中央部長、省長。

改革開放時期:教授工資相當於廳長(司局長)。

除了薪俸(工資)之外,在一定的時期還有一些特殊的臨時補貼措施,從這裡也可看出,在工資待遇上,政府對知識分子是多有照顧和傾斜的。”(見馬嘶:《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狀況》)

從中可以看出,1960年代的教授們享受的是什麼樣的“苦難”。順便講一下“照顧和傾斜”。在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時的中南局書記陶鑄號召 “干部隊伍三年不吃肉”,但對知識分子尤其照顧,對一名名叫陳寅恪的教授更是特別關照。當時一個大學生每月的生活費是12.5元,而陳的每月工資是381 元,這種差距可想而知。學 校專門訂了一條規定,凡是陳寅恪需要用車,隨時可調學校的小汽車。陳喜歡看京劇, 學校就派小車送他到城裡去看戲。有的時候,也會請廣州京劇團的演員來家 裡唱給陳聽。五六十年代,中國物資供應不足,收音機是一種奢侈品,當陶鑄得知陳寅恪愛聽京劇與昆曲之類的後,特地給他配備了一台 收音機。另外還配有三個護士(因陳腿斷眼睛也看不見,每名護士工資51元由公家負擔),除了每天保證新鮮牛奶肉類蛋類,還專門從香港進口陳所需要的藥品和 食品。這些物資的費用全部由公家負擔。順便再提一句,在後來的文革運動中,很多高級知識分子都受到了衝擊,有的還蒙冤而死,這些都是事 實。但是,當時誰都 知道,文革運動首當其衝是老干部,知識分子頂多是陪綁。更何況,整知識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識分子。文革運動真正亂也就是一兩年,因為派性造成武鬥,有的平 民百姓同樣也受到了傷害。但到了現在,真正嘮嘮叨叨訴苦的基本上就是那部分公知了。似乎新中國的歷史就是他們的苦難史。不過,他們可能覺得這樣個人恩怨的 色彩有點濃,於是就經常裝出“為民代言”的樣子。

盡管今天有的底層民眾還相信那些公知們是在幫助窮人講話。實質上,北京學人鄭也夫講得很透徹:“中國的知識分子墮落得一塌糊塗。管理者把更多的錢財 放在那兒任他們爭搶,他們不再干別的,專心去爭奪這些利益。之前沒那麼多撈錢的機會,收入比較低,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還能為底層人代言。現在大不一樣 了。”筆者想要指出的是,鄭也夫所指的知識分子,應該是那些意見領袖式的公知們。為新中國實干興邦不計報酬,付出辛勞的知識分子是大多數。現在有那些不計 名利的航天人,過去也有很多為像為“兩彈一星”等科技事業作出貢獻的知識分子。著名的船舶設計專家許學彥就是其中的一位。下面是他回憶“無窮無盡的苦難”年代的一些事情:

1968年1月8日我國第一艘萬噸級遠洋輪“東風”號建成。東風號的建造成功,集中反映了當時我國船舶設計、制造水平以及船舶配套生產能力,開創了 中國自行設計建造萬噸級船舶的先河,為大批量建造萬噸以上大型船舶奠定了基礎,也給我國造船工業帶來了勃勃生機。擔任東風輪還有遠望號的設計組的技術負責 是許學彥先生。他於1959年接到設計東風輪的任務後,親歷了人人鬥志昂揚的激情場面,深受鼓舞。許學彥吃飯睡覺都在想東風輪,每天也就睡上三四個小時。 盛夏,在江南廠簡易的工棚裡,他和同事們完成了施工設計,圖紙上浸透了滴滴汗水。全廠上下都憋足了勁,連續干,拼命干,有時好幾夜都不回家。現在的年輕人 恐怕想不到,當時不但沒有加班費,連加班饅頭都是自己買。東風輪組裝成形那天早上六七點鐘,許學彥乘公交車早早來到船台旁,黃浦江邊旭日東升,霧氣未散, 東風輪高昂的船頭若隱若現,許學彥後來深情地回憶說:“東風輪好看得不得了,好似雲中仙子,看到她,所有吃的苦都覺得值了。”

十八大新一屆領導班子除了強調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外,還特地提到了勞動光榮。2013年五一節,也特地對建國以來的勞動模範們予以表彰。那個年代日子過得是有點苦,但是勞動人民也確實活得有尊嚴,有自豪感,有精氣神。再比較一下今天的以農民工為主的工人兄弟們,真的不知各位有什麼想法?當下一再 強調實干興邦搞好實體經濟,不就是一再肯定“中國夢”是要靠實干才能實現嗎?

對那個“無窮無盡的苦難”年代,外國又是怎樣看的呢?

美國密歇根大學經濟系教授亞歷山大.艾克斯坦 (Alexander Eckstein) 在“大躍進”、三年困難和蘇聯撤走專家之後寫出報告。他詳細研究、分析了中國自1949年建國以來的成 敗得失,發展的動力和模式,每次變化起伏的根源,以及對外經濟關系的情況等等,得出的結論是:總的說來,中國已取得經濟上的巨大成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足 以保證高生產、高收入和高消費,卻足以維持其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保持能在亞洲推行其“野心”的軍事力量。總之沒有任何根據足以支持中國經濟要“垮台”之 說。後來,他們總的結論是“中國對世界事務的重要影響這一主要因素是美國無法逃避的”。(見《紐約時報》1966年5月15日)

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第二次來中國訪問。蒙哥馬利提出:除與中國領導人會談外,還希望被允許訪問幾個對西方人不開放的城市(是否要親眼 目睹“無窮無盡的苦難”的中國人就不得而知了)。周恩來同意了蒙哥馬利的要求,還對中方主要陪同人員李達說:“要放手讓蒙哥馬利去看,舊中國遺留下來的貧窮落後和新中國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觀存在,讓他自己看 後去作結論,從本質上了解新中國。”蒙哥馬利訪問了包頭、太原、西安、延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 漢、廣州等地。在延安,發生了一件蒙哥馬利闖進公共浴室的趣事。

那是蒙哥馬利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早晨,他像以往一樣出去散步。蒙哥馬利看到路邊有一家公共浴室,招呼也不打便走了進去。進了浴室後, 他很仔細地一一審視著光著身子的洗澡客,仿佛很有興趣。陪同人員大吃一驚,也不知道他這是什麼用意,只好跑回招待所報告李達。李達沉吟片刻,不慌不忙地 說:“蒙哥馬利進的是男澡堂,怕啥,讓他看!”不一會,蒙哥馬利回來了,滿意地說:“我聽許多人說,中國正在發生嚴重飢荒,餓死了幾十萬人,還聽說每個中 國城市都是餓殍遍地。我剛才特意進浴室看了,這裡的人肌肉都很好,看不出他們在挨餓。我的親眼所見證明那些人的說法都是缺乏根據的。”

1964年10月19日,日本自民黨國會議員木村武夫向新華社記者發表了訪華觀感和他對中國進行核試驗的看法。他說:“中國的國家幹部都很簡樸,絲 毫也不奢侈。中國領導人經過幾十年的奮鬥,取得了革命的成果。這個成果就是一個金蛋。中國領導人希望這個金蛋能夠孵出金雞來,因此正在努力培養經得起考驗的接班人。” “新中國是一個道德高尚的國家。在那裡,小偷、乞丐、阿飛、妓女、鴉片患者等都已絕跡。”“在法國參加核競賽時,我曾經說過,戴高樂參加核競 賽是大快人心的,因為在今天的世界,不能參加核競賽,就不能算是第一流國家。”

文革十年期間,即有人稱之為“殺多少人、怎麼殺,都是合理而且正當的”時期(見張鳴《沒有反思就沒有人性的復蘇》),中美於1973年開始互設聯絡處。美 國首任主任布魯斯寫了他在北京的日記,2001年以《紫禁城之窗》書名出版。他記錄了他在1973-1974年間在中國各地的所見所聞。書中記載了 他看到的一些當時的極左做法,例如管制宗教活動等。但整個社會是相當和諧的,看不到一丁點刀光劍影的殺人傷人現像。他知道的惟一的一次傷人,是美國聯絡處 高級官員普拉特開車撞傷中國女孩,經搶救無效死亡的事情。經交警 調解,普拉特賠償了一筆當時金額不小的款子。新中國政府一貫很重視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美國人也認識到,“然而,這是一個什麼賠償都不能代替的損 失。”“正如美國方面意識到的那樣,以往駐北京外交官如果引起人員死亡的話,外交官不可避免地被召回他們自己的國家。”同年12月29日,中國外交部召見 美聯絡處副主任詹金斯,要求普拉特回國。普拉特就這樣離開了中國。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布魯斯在中國還看到了些什麼。

1973年6月1日,聯絡處給華盛頓發電報,彙報他們在北京的所見所聞:“人民的態度。北京的中國人互相之間非常友好。”“其他人 是有禮貌的,互相 讓座,在車上很少罵人。”“這個城市是干淨的,盡管也有隨地吐痰這些事實。”“商店裡的貨物滿滿的”。1973年8月15日在北戴河,“湧進這一地區的工 人人數大大增加,他們來自許多省和自治區的鋼廠、紡織廠、煤礦、地質隊、油田和其它工業企業。”“國家為這些游客提供坐火車的費用,目前游客已經超過 2500人。工人們在這兒度假的14-20天內,他們只需支付一半的飯費,可免費住宿和享受醫療保健。”1973年10月9日在上海,“我們參觀的一家百 貨公司平均一天吸引10萬名顧客,它有65000種商品供出售,展示的中國制造的照相機、收音機和電視機品種之多令我感到驚訝。”在此插一句,請讀者參看前面陶鑄給陳寅恪買收音機的故事,就知道當年的經濟發展。1974年5月8日,“今天下午我們乘火車去蘇州,穿過了富裕的鄉村、看到很好灌溉的田地,有許 多小的白色的房子。”此後幾天他“過得很開心”,“盡管我愛上了蘇州,但我禁不住杭州的誘惑。”

美國著名學者、《毛澤東傳》作者羅斯.特裡爾 (Ross Terrill),在2008年出版了《我與中國》一書,他在“前言”中寫道:“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發生了巨大 的變化,經濟蓬勃發展”,因而使他對中國有了濃厚的興趣。他從1964年後多次訪華。1975年,他獨自走了中國的五個城市,在街上步行,乘公交車,近距 離觀察當時民眾工作和生活。他在書中回憶道:“美國政府發布的中國地圖集稱,中國人營養不良,缺乏健康必需的許多元素。然而,走在大連的街道上,會發現中 國人比紐約人更健康!這裡的人膚色飽滿、目明體健,走起路來十分輕快。美國人四十歲時往往顯老,而大連人40歲看起來只有20歲,60歲的仿佛只有40 歲。”

看到這裡,不知各位是否會發出這樣的驚呼:“哇塞!這就是那些受盡‘無窮無盡的苦難’的中國人啊!”“這就是‘殺多少人、怎麼殺,都是合理而且正當的’的年代啊!”

回顧這些歷史,我們就不難理解高粱評價毛澤東的“恩德”和吳敬璉的“心裡不大好受”。

吳敬璉們還喜歡拿那時的中國人均GDP全球墊底說事。實際上,那個人均GDP是一種扭曲的GDP。在西方國家封鎖下的中國,經濟也 在相對封閉條件下運行。那時的人民幣購買力和彙率,跟那時的GDP基本掛不上勾。關於這個問題,就像某些人說文革期間某一年外彙儲備為零的故事一樣,充滿 著主觀臆測。那些 人不知道,因為美元貶值導致美國放棄了金本位,而中國為了減少損失,將美元購買成黃金儲備。而黃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兌換成任何外彙的。這是老革命家陳雲在 文革期間的“神來之筆”。僅這一招,不但增加了國家的黃金儲備,在美元狂跌中保證了外彙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後對外開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吳敬璉們也喜歡將文革後中共的領導人視察貧困地區的感言說事,就是講,解放30年,許多人還生活在貧困中。這的確是事實。這既與執政黨的失誤有關, 也與當時的客觀形勢有關。但不可否認的是,西方預言中國近代史上沒有一個政府能夠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終於在新中國得到了解決。“鑒於當時的國力狀況, 我們實行了低水平廣覆蓋的分配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解決了幾億人口吃飯穿衣的大難題。”(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改革開放後,中國又使幾億人脫 了貧。但是,即使經過前近30年的努力和後30多年大刀闊斧的改革開放,在某些地區仍存在嚴重的貧困現像。

1970年代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吳桂賢,也算是前國家領導人。她在2013年7月15日在回答采訪時說:“前陣子我剛去了雲南,那裡有全國唯一的 傈僳族自治縣,就在金沙江邊上。我本以為新中國成立那麼多年了,當地應該不會太苦,結果去了一看,孩子們沒有被子蓋,沒有鞋穿,跟我小時候一模一樣。” (見《鳳凰網》2013年7月26日報道)。

奉勸吳敬璉們最好不要將此“苦難”再往毛澤東身上扯,不要再往“一片黑暗”的前三十年扯。否則,培養出更多的高粱式的人物就會是大概率的事。

Advertisements